监控元素在电影中的运用
文献综述
前言
自20世纪末以来，监控技术及其运用开始成为各类电影叙事中的重要元素，同时开始无处不在地出现在当代社会中。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窥视癖概念与福柯对于全景敞视主义的论述，主导了各种对以监控为主题的叙事的诠释。但随着监控技术的发展，监控和当代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电影中监控元素所承担的功能也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所以在这种发展趋势下，系统总结电影中监控元素的运用，为创作实践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是很有必要的。
- 关于电影中监控元素运用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电影与监控在意识形态与技术上一直有着广泛意义的关系，同样，监控也早在电影诞生伊始，甚至早在叙事电影成为电影制作的主流之前，就以某种方式作为主题而存在。
凯瑟琳·齐默在《监控电影:理论与实践》中认为虽然“监控社会”日渐频繁地被提及，关于监控的电影远非仅止于“监控社会”的文化症候，而是同时在意识形态与实践层面上运作，将监控实践的形式与内容结合于一个叙事结构之中。从闭路电视到全球定位系统的监控手段与技术，与从连续性剪辑到摄影机运动的电影手段与技术，两相合并为叙事逻辑。我所说的“监控电影”，并不单纯只是随着监控政治、技术与社会史发展，从而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修辞与图像特质，尽管这必然也是电影监控史的一部分。本文提出了多种在监控的电影化叙事中出现的媒介形态，由此，监控实践变得具有再现性，而再现实践也具有了监控性，最终，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15]
方允蓉等人在《捕捉电影:香港影片中的监视》中提出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发轫之初,监视就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具体表现形式有窥视癖、窃听、警方监控、预测行为、风险评估、金融投资和精算投机等。近年来凯瑟琳·齐默、塞巴斯蒂安·勒费和加勒特·斯图尔特等媒体学者分别将“监控电影”认定为当代电影中一种独特的亚类型或趋势。[3]
徐冰在《从监控到电影——关于lt;蜻蜓之眼gt;的对话》中指出今天已经完全是一个后监控影像时代了,监控绝大部分被一般民营公司和私人掌握着,《蜻蜓之眼》中使用的至少99.9%的影像都是民营公司和个人上传到网络的,基本上没有一帧是来自政府的。“监视”“控制”这两个词的含义都在变,不少人希望通过这个东西和世界发生关系。当然监控过去那部分功能毫无疑问还在,但是对于监控世界来说那已经扩展出了更丰富的范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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