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双重理念下的人性风景
——尹学芸小说《我的叔叔李海》和《曾经云罗伞盖》合论
摘要：梳理近几年对尹学芸《我的叔叔李海》和《曾经云罗伞盖》这两部中篇小说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根据相关的参考文献，对尹学芸以上两篇小说在思想艺术、叙事策略、主题三方面进行总结概括，得出选题及立论依据。
关键词：人情与人性；英雄主义；功利主义；叙事策略
一、文献综述
（1）尹学芸作品的思想艺术研究
首先，关于小说《我的叔叔李海》，评论家王春林评价尹学芸这篇小说是对复杂社会现实的多维度审视。他认为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功之处在于，第一是小说“对于李海叔叔这样一个特定时代所铸就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发现与塑造”。从李海叔叔“打秋风”的斯文扫地到揭露他的精神屈辱，尹学芸在这一过程中对李海叔叔这一人物进行了透析；第二是小说对于人情往来中人情世故的精准捕捉与表达，小说也可以被视作一部人情小说。而对于王春林所指出的人情要素，李伟民在《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中详细探讨了人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人情是中国人与他人进行交往、建立关系的主要依据，决定了中国人在进行交往时表现出的互惠互利型的社会性交换行为的取向，是为人处世需要遵守的一种隐性的世俗化规范。邢小娜又认为，人性是复杂的，建立在人性、道德上的人情也是如此，简单的人情并不能概括所有的交际。张炯在《关于人性、人情及其他——文学问题通信》一文中则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演变必然导致人性的演变。《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with Life Satisfaction》一文又指出导致人的社会关系的演变的最大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与此印证的是汪广松在《平衡的力量——读尹学芸小说》里写的：曾经的李海叔叔是借了父亲的“势”，而父亲则在这种关系中获取了邻里间的尊荣，这是隐性的平衡。然而当李海叔叔的经济条件与父亲持平甚至向他那边倾斜之时，两者之间的平衡即打破。无论是传统的人情观，还是现代文化下的社会关系的演变，都不能简单地为一个人的人性本质下定义。而在小说《我的叔叔李海》中，作者就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将主人公李海叔叔的形象进行了前后两种对比。
而对于小说《曾经云罗伞盖》，王春林在《故乡的凝望与历史、现实的深度打量》中指出：尹学芸借助房屋拆迁这一热点问题去挖掘复杂的人性世界，并成功塑造朱玉兰这一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将朱玉兰如何从一位无私奉献的党支部书记转为“钉子户”的精神蜕变极具说服力得刻画出来，形成英雄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两种精神对照。刘永丽在《当代文学中英雄主义的发展流变》中对英雄主义下了定义：在主动承担和完成的自我牺牲气概和行为，它表现为勇敢、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建国后、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里，因为对新生活充满希望，人们往往容易被激发出英雄主义的情怀。当时的中国人也最需要出现一个具有英雄主义情怀的典型来引领他们，领导社会建设。小说中的朱玉兰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的极具英雄主义情怀的典型人物。然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现代性正在以不可逆转的态势急速发展，并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拓展、渗透。刘慧芳在《现代性反思与当代道德理想主义重构》中指出，现代性带来的影响不仅在日新月异的生活方式，更在于工具理性和全方位的世俗化正日渐显现为主导人们生活的价值取向。其中最为显著的应是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蔓延。在这种价值观的驱动下，唯利是图、利益至上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准则，功利主义代替了传统的道义论，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小说主人公朱玉兰前半生深受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人生的尾巴上却踏进了功利主义价值观为主流的社会，前半生所付出的牺牲全部被视为唯利是图。作者正是通过对以上两种不同价值观的思考，塑造出了朱玉兰前后反差巨大的形象。
Michael D. Robinson, Robert J. Klein, Michelle R. Persich在《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一文中指出，人性特征本身似乎过于描述性或静态，无法解释人们做出某个行为的原因。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知道特征预示着重要的结果，但我们缺乏对其原因的准确理解。无论是李海叔叔的忘恩负义，还是朱玉兰的难缠贪婪，对两个主人公的人性判定都是静态的，忽略了他们的选择背后的原因。尹学芸的这两篇小说并没有对主人公的人性进行确凿的审判，而是选择了将其背后的冲突展示出来，使得主人公的行为选择具备了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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