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李商隐可以说是唐末诗坛上最璀璨的一颗明星，在唐诗经过巅峰开始逐渐走向没落时，李商隐的诗歌不仅继承了前人的风骨，还独辟蹊径，将诗歌从一般题材拓宽到心灵，描摹最难言明的心理，李商隐细腻的情感描写为人们刻画出了一个个细美幽约的唯美诗境，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闻名于世的一流作家如屈、陶、李、杜、苏等人相比，李商隐及其作品的接受与研究却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经过了相当长时期的冷清和寂寞，而后才循序渐进，尤其是在文革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其前景，对于现在的中国文学本身来说，李商隐的诗歌与任何其他诗人、诗作研究相比都将更为不可限量，因此形成了一股空前的研究热潮。李商隐的诗歌自古就以朦胧多义晦涩难懂著称，这与其诗歌善用典故有很大的关系，对其典故的研究有助于对李商隐诗歌的理解和诗中情感的把握。
对李商隐的研究
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和研究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角度和内容大致可分为生平考索、诗句释读、诗艺分析、诗歌分类、资料汇总五方面，且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商隐逝世之后近八百年之际，吴乔给予了“商隐诗思想艺术成就上最高的评价”。在《西昆发微序》中吴乔唱叹“七百年来，有如长夜”，并大胆重新估价了商隐:“夫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村、昌黎、义山。义山虽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优类敦厚，为此道之瑶草奇花。”此评其实从根木上肯定和认证了商隐在中国诗坛第一流诗人的地位，只可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后继无人，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的一点是:一千多年来，更多的鸿学大儒在商隐情诗这个关键领域，不敢越雷池一步，总是习惯于、乐于和不厌其烦地进行较为具体的思想方面、艺术方面以及考据索隐等方面的追寻和研究，却极少充分正视或重视“诗人诗作的地位”，这样一个实际上最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被评为“是自唐末至清末李诗接受史上最重要的成果”，并且“具体的词语典故注释可以说大部分已经解决”，但也可以说是限制在传统的朴学这一特定范围，纪昀《玉谿生诗说》被称为“标志着对义山诗艺的评论品鉴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此书中许多认识和观点却是显而易见的迂腐落后，浅薄和不符合实际的。
文革结束至今，是李商隐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了全面、深人推进的良好形势，初步形成了空前的研究热和阅读接受热，标志着商隐研究已经从以前的“点”的研究、“线”的研究蜕变为“面”的研究，这也是商隐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量”的飞跃，同时这也预示着“质”的飞跃的临近。据统计，国内外共出版专著和选本40多部，优秀者有: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李商隐传论》、《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李商隐诗选》、《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合编的《李商隐资料汇编》，杨柳《李商隐评传》，董乃斌《李商隐传》，郁贤皓、朱易安《李商隐》，吴调公《李商隐研究》，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李商隐诗歌的主观化倾向》，王蒙《双飞翼》，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郑在瀛《李商隐诗集今注》，陈伯海《李商隐诗选注》，陈永正《李商隐诗选》、王汝弼、聂石樵《玉谿生诗醇》，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诗学研究第二辑，李商隐研究专辑》等。其中的“李氏三书”《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和十多种“评传”的相继出现意义非凡，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在各种刊物、会议上发表集结的论文约900多篇。
总体来看，此期间商隐研究的角度、方法、手段等空前地广阔、先进与自由，一名古代诗人及诗作所能涉及的领域基本已全都涉及，并且研究成果不乏有深度有开创性意义者。如董乃斌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将探索心灵世界作为商隐研究的中心，并指出其主要贡献在于“充当了唐代诗艺乃至中国诗艺的总结者”，就很好地从理论的高度给商隐进行了较为准确和大胆的定位。
综上所述，对商隐的五百多(594)首诗歌，尤其是其中的三百多首情诗，极力污蔑者有之，顶礼膜拜者也不乏其人，可喜的是在一千多年的接受历程中，对商隐其人其诗公正的正面的评价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分析其诗歌中的比兴用典技巧，更可喜的是“商隐热”与“商隐现象”的逐步形成很有潜力让商隐的诗歌成为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现代诗歌颓势的重要动力。
对李商隐用典的研究
典故，是古代文献典籍中储存的、为古人创作所广为征引的一类特殊的语料群，它的历史由来已久。当代大中型工具书在解释“典故”一词时，都把《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中出现的“事过典故”作为典故一词见于记载的最早出处。至于最初表示典故含义的“典”这一单音词的出现，马君骅先生又往上追溯到了公元前527年的春秋中期，周景王批评晋国副使籍谈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他认为此处“典”即指典故，意为典制掌故。随着社会的发展，典故的内涵也随之发展，现在对典故的一般看法是把它概括为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可见，典故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其自身特征的完备是在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完成的，对典故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动态的运用行为和状态的研究。典故的介引出于创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所以对典故的早期体认是在修辞学的框架中起步的,古代传统修辞学的特点也决定了典故研究的方式和特色典故的使用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文化根源，在它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尽管褒贬不一一，但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表现力的修辞行为，它最终还是在古代修辞学史上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典故运用现象的评述也是随着对典故运用事实的逐渐认识而不断深入的。
典故运用最早也称事类、用事，“事类”词出现较早，袁康《越绝书越绝篇叙外传记》、王充《论衡别通篇》、魏文帝《答下兰教》、挚虞《文章流别论》范晔《后汉书生陈宠传》等文献皆有涉及。至刘勰《文心雕龙》始列专篇详述其用法、用例及得失。这是对“事类”进行系统论述的一篇最早、最重要的文章，尽管《辞源》释“用事”时所举书例为《颜氏家训文章篇》，但实际上“用事”词在《文心雕龙》中就已出现,而且刘勰文中的“事类”讲的是写作中的引事引言问题，也与后来人们常说的“用事”所指相同。《文心雕龙事类篇》给出了用事所用之材料及其欲达之目的，并对材料作了时间上的限定。“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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