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作为旅美作家，严歌苓一直笔耕不缀，创作出40多部优秀的作品。她的小说和剧本曾获多项国际大奖；她用中文写小说，几乎拿下了所有华语文学类的大奖。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根据这些作品的特色，可以将严歌苓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旅生活和文革记忆，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第二个阶段是从1989年赴美读书开始，创作内容注入了新鲜血液，主要关于移民经历，代表作有《少女小渔》《海那边》《花儿与少年》等。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严歌苓随外交官丈夫前往非洲工作，期间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
2011年，严歌苓出版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这是她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这部小说荣获中国小说协会评选的2011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后由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归来》，荣获2015年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希望在参考借鉴的过程中能够有所收获，更好地完成论文。文献资料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资料；二是关于作家严歌苓及《陆犯焉识》创作主题方面的研究资料；三是关于小说《陆犯焉识》中的男性形象研究资料。
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E·M·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中这样说：“讨论小说即可以转到一个较为有趣的题目：角色。我们不需要问以后发生了什么，而要问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人物与实际人物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永远无法互相了解，只能凭外在的迹象作粗略的交流。但小说中的人物则完全可能被读者所了解，这在于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都裸露在字里行间。因此，E·M·福斯特继续在书中说：“小说的基础是事实加X或减X，这个未知数X就是小说家本人的性格，这个未知数也永远对事实有修饰增删的功效，甚至把它整个改头换面。”因此，了解小说的人物，有助于探寻小说的着重价值。署名阿伦的法国批评家的就曾这样说：“历史，由于只着重外现的来龙去脉，局面有限。小说则不然，一切以人性为本，而其主宰感情是将一切事物的动机意愿表明出来，甚至热情、罪恶、悲惨都是如此。”
关于作家严歌苓，木叶曾两度专访并发表在《上海文化》，题为《故事多发的年代》。先是2008年，话题关于《小姨多鹤》和《第九个寡妇》等小说，兼及一些生活流转和社会思考。后来，电影《归来》上映，主要谈《陆犯焉识》改编上的问题，以及严歌苓多年来和电影、电影人的相遇。从文中可以看到严歌苓用小说记下对一切的思考，包括人性，人的精神和心理，人的历史，人的进步。电影《归来》上映后，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理论研究部主任果尔在其发表于《电影艺术》上的《从故事、小说到电影——严歌苓访谈》一文中从创作的源头、从原著作者采访入手探讨文学改编电影的议题。采访覆盖严歌苓的文学创作之路、《陆犯焉识》的取材、小说人名的确定等方面。采访指出在中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做战地记者的经历激发了严歌苓创作小说的热情和忧郁的气质，“舞蹈已经不能表达自我了，只有用笔。”；关于《陆犯焉识》的取材，来源于严歌苓祖父的真实经历、一位长辈服刑期间的笔记、调研采访青海已经半塌的监狱、拜访《边夹沟纪事》的作者杨显惠先生并听他讲关于“右派”劳改营的故事。这些都为小说创作奠定了真实感。比如有一个营地每天都要死很多人，所以，每小时都要点人数，再比如后来小说中出现的陆焉识逃跑的情节，这些都是残酷的现实；至于陆焉识名字的取定，综合考量其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像陆焉识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几代都是书香门第，在取名上会表达出对学识、求知欲的想法。同时陆焉识的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就是怎能知道、怎能认识？这代表一种心理暗示，即陆焉识和冯婉瑜两人的关系，也即一个没有认识到自己爱的那么一个女人的意思。
关于《陆犯焉识》创作主题，丁杨在《陆犯焉识》出版后采访严歌苓，并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名为《以“家族史”写作折射知识分子命运》的文章。这期采访涉及书名的寓意、家族史的背景、陆焉识人物的设计、书中细节的描写、父亲萧马先生对严歌苓写作上的影响，分析了书中陆焉识后来渐渐丧失视力，而婉喻则是渐渐忘却记忆的桥段，以此反映人们对自由乌托邦的追求。严歌苓在采访中这样解释：“人在某种缺陷状态下，比如我爸爸的耳朵近乎全聋，很难跟他说句话或聊点儿什么。他整天戴着耳机听音乐，心里充满音乐，偶尔会冒出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某种解脱或者自由。他不需要考虑太多“你们”，他只在内心跟自己说。失聪失明或者失忆的人就能够有这种状态。包括后面婉瑜常在夜里搬房间的摆设，她肯定像要找出一个使她能够走出这种混沌状态的坐标，她总觉得有个罗盘丢失在哪里了，如果她能找到，一切就都清楚了。”张亚丽在其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政治与历史夹缝中的人性悲歌——关于严歌苓长篇新作lt;陆犯焉识gt;》中，从关注视角、陆焉识形象、历史背景、爱情模式、创作波折分析了严歌苓的这部转型之作，称赞其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之概。文章分析了陆焉识的人生际遇，寄寓了作者对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寻，也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身上的坚韧与理想的仰望；探讨了冯婉喻与陆焉识之间的爱情故事，搅动了人物深层的巨大哀痛。“爱情，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穿越历史风尘再次携手？”；阐述了知识分子陆焉识对自由的追求、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将其命运铺展在中国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探讨出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以及知识分子在政治和苦难的困囚驯化中的精神抗争、蜕变、坚持。
关于小说《陆犯焉识》中的男性形象研究资料，龚自强、丛治辰、马征、陈晓明在发表在《小说评论》上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lt;陆犯焉识gt;讨论》展开了讨论。龚自强从历史场域出发，解读作为“后伤痕文学”的《陆犯焉识》，阐明了书中政治制衡下日常生活、大历史还是小情感的纠葛以及自由与情爱的双重悖谬；陈晓明肯定了严歌苓作品中中国历史的介入，“史一定要有情的介入，否则就变成历史作品了”，《陆犯焉识》写政治的历史对人的历史、对家庭的历史的侵犯，便必然是史和人、和人情的交缠；丛治辰则分析了严歌苓小说创作的新意以及题目的深刻内涵。旷世之恋使这部小说迥异于其它此类小说。同时，题名《陆犯焉识》中“焉识”反映历史作用于个人，书中的知识分子跟整个社会一起在成长，并且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互相碰撞。“犯”则是指主人公陆焉识是携带着他犯人的身份回望他的一生的，并终其一生致力于对自由与束缚的反思。高红梅在其发表于《文艺评论》中的文章《自由的追寻——lt;陆犯焉识gt;的自由乌托邦与边缘写作》，分析了小说自由乌托邦的坚守、自由乌托邦的误区与归途、边缘写作的美学追求。通过把严歌苓笔下的陆焉识和鲁迅、茅盾、钱钟书、贾平凹等作者笔下的知识分子对比，展现了陆焉识呈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特立独行”、“外圆内方”等具有“独立人格”的形象，但仍难以摆脱“无用”的宿命；通过分析书中两条线索——“事业上的无用”“与家庭的纠葛”反映了陆焉识以自我放逐到社会边缘的方式，践行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对自由乌托邦的坚守；通过探讨严歌苓对陆焉识的“无用”做的高贵的注解，对陆焉识的“局外”以自觉反抗的姿态，反映严歌苓与陆焉识在文化价值方面的选择与体认的同质性，即“局外一点，边缘一点hellip;hellip;有游离于所有主流生活的感觉。我就不想从属，永远保持这种状态”。李良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上发表了《不可能处还有多少可能？——以严歌苓lt;陆犯焉识gt;为中心》讨论了陆焉识的“犯”和严歌苓的可能性创造。陆焉识犯在哪里？作者认为严歌苓以一个历史的询问者、一个故事原人物的后代在时间的回溯里面还原生存、结构历史和寻找“犯”的答案。同时在极致历史中质疑历史，在爱情本质的探索和艺术呈现的手段上同样显示出诸般最大的可能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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