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电影作者意识的文献综述
摘要： 陈凯歌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群体中具有鲜明创作气质和独特审美趣味的杰出代表。从陈凯歌的电影创作与拍摄历程中去探寻，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题材各异却又充满导演个人化叙事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初出茅庐时所拍摄的《黄土地》中去通过现代实验性质的叙述中去反思普遍存在的主体性的缺失以及如何看待人和土地之间的生存问题，还是在《霸王别姬》中去试图将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霸王别姬这一爱情悲剧进行现代化的诠释。我们都可以看出陈凯歌电影叙事中浓厚的个人化色彩以及体现出的导演意识。本文将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化学者对陈凯歌电影作者意识的阶段性蝉变，试图去挖掘在特定历史时期下陈凯歌电影创作中始终不变的导演意识以及他在电影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去巧妙利用科技来赋予其更深的表现内涵。
关键词：陈凯歌； 作者意识；民族气质；
一、前言
2017年底陈凯歌又一次携带着电影《妖猫传》回归到大众的视野,而他此次选择作为其电影改编对象的文本却是来自于日本当代魔幻题材作家梦枕獏的《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通过比较电影对原著小说的改编以及导演拍摄叙述艺术技巧，可以看出陈凯歌在中国大工业创作日趋成熟的今天是一以贯之地展现并发展了在其以往电影中所具有的“文人化”主体存在性作者意识。由于电影上映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目前电影批评界对这部电影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有一些评论更多的是关注电影中的美轮美奂的特效艺术，套环式的叙事逻辑等电影创作本体层面的关照，而较少地从导演一贯具有的具有民族视角关照的创作动机去进行批评。电影本身并不是创作出来之后就成为完全独立的存在部分，当我们从创作者动机和个人倾向角度去解构，会对电影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陈凯歌电影作者意识的国内外研究已经对其相当长的一段创作经历有了较为成熟和丰富的结论，而对作为电影文本的《妖猫传》却相对较少。本文将关注陈凯歌电影创作的历程并加以梳理，同时也将以《妖猫传》作为具体分析对象加以文献评析。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陈凯歌导演电影作品分析研究的著作十分丰富，这些著作从对其单一电影进行独立的艺术特色阐述还是对其某一时期电影导演风格特色以及不同时期某一特色的流变都有许多论文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说明。
我们试以陈凯歌开始电影创作至二十一世纪初作为他电影创作的一段分界期。在这一阶段诞生了许多为我们后世影史所不断提及的经典影视作品，许多作品在我国比较权威的电影评分网站豆瓣上都有很不错的口碑。1984年他开始拍摄个人第一部电影《黄土地》便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人文关怀反思而带有浓重的个性化创作色彩。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成熟而欠缺了现代观影者所强调的“精致的视觉效应”，但不得不说，陈凯歌后续的诸多电影作品都或多或少继承或者说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而来。陈凯歌独具个人魅力的创作风格也由此肇始。王萍在《陈凯歌电影创作的驱动机制》中认为，从影片的反思性特征出发,试图揭示陈凯歌电影中蕴含的精英意识,并从精英意识与精英的角度,对其早期创作(从《黄土地》到《边走边唱》)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而这些电影中进行的哲理性反思是精英意识的表现。的确，从当中国历史从幽深的十年中走出来之后，许多被压抑的思潮从面八方向当时社会的各类人群所辐射，年轻人自然更是受到冲击最为深刻的群体之一。因此可以说启蒙和反思社会成为了那个时期独特的文学视角，当然也是电影艺术表现的倾向。也正是由于十年文革期间他感受到太多的人性压抑以及社会伦理的异化，也迫使他不断去探寻那些健康向上，具有生机的民族文化机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所充当的更多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精英视角。他试图去改变和拯救那些仍然身处黑暗愚昧环境下的群体。 正如周根红在《文学改编视野下陈凯歌电影的文化转型》一文所认为的，陈凯歌的电影体现出对人性和人物命运的深刻思考，力图揭示时代变迁中人物主体意识的抗争与泯灭、冲突与矛盾。
而我们也知道，启蒙时期以及感伤时期并不会长时间成为时代的主流，在度过了那黑暗的十年创伤，在经历了无数文学影视创作者的启蒙和反思之后，社会也需要有更加坚定的意志去探索一条发展的崭新之路。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世俗化生活的日常化，那些旗帜高昂的启蒙者霎时间让位于大众新的文学审美取向。可以说，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创作者，都面临着一次深刻的转型。如何更好地去拥抱市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去保持作为创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想性也成为了陈凯歌电影创作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董昊在《命运与诗的篇章——浅析陈凯歌电影的文学改编维度》中认为，90年代《霸王别姬》的创作后出现的鲜明的商业化转向。陈凯歌的电影整体上来看有着自己一贯的风格，这种个人化的风格使得他在近 30 年的飞速发展里不断在精英立场与大众接受之间挣扎、坚守与突围。在电影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商业化的今天，电影市场的这种粗放式与原始积累式的发展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粗制烂糙的产品，陈凯歌导演仍然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他用自己的独特审美，造就着自己超越文学原著的艺术境界。不过在这一阶段，陈凯歌在艺术选择和表现上也有了新的突破。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在上个世纪的电影作品中，陈凯歌更多的是专注于当下人们生活的图景，在日常生活中，在随处可见的惯常下去寻找素材，去赋予他强烈到先锋和启蒙意识。而在《霸王别姬》中，我们可以发现陈凯歌已经开始将素材追溯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深处，他在试图去借助古典的魅力去表现一种民族气质和机理的共情。虽然故事所建构的背景依然是近现代的历史背景，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去探寻时，一股由血脉深处所具有的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体认和共鸣却是反映了陈凯歌电影故事视角的开阔和深入。而当他开始去拍摄电影《妖猫传》时，他甚至为此去创建了一座他心目中的大唐长安的建筑群。在这一种看似疯狂的资本投入的背后，有评论家认为，这恰恰反映了陈凯歌新历史主义思想的高昂。他不是原原本本地复现历史，而是对历史进行有机的重组和故事性的改编，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按照导演的思维对历史进行解构，猜想历史的无限可能性。在新历史主义电影中，导演成为了历史的权威，而电影中还原的历史并非历史本身，是服从于叙事的片面历史，是导演的选择性复现和对历史的重新阐述，更是创作者进行美学建构和开拓的过程。而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这一过程中，陈凯歌并没有一味去寻求还原文本情节，他很清楚自己所要表现的主题，正如程波在《作者意识下的类型探索——评陈凯歌拍《妖猫传》中认为，《妖猫传》呈现以及其视觉化、当代化的文化策略，讲了一个“中国故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乃至原型的呈现上具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借日本文化的他山之石，回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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