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怀中战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我们播种爱情》《西线轶事》《牵风记》为例文献综述

 2022-08-12 10:04:20

论徐怀中战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以《我们播种爱情》《西线轶事》《牵风记》为例

摘要:本文收集了国内学者对徐怀中各个时期的作品评价,对比发现徐怀中在创作过程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变化。并结合文本分析,探讨了产生变化的缘由。最后,从美学、生命意义以及叙事手法的角度,得出了这些转变带来的价值与局限。

关键词:女性形象; 人性美; 生命意义;叙事手法

一、文献综述

2019年8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牵风记》的成功引起了巨大争议。一部分人认为《牵风记》获奖实至名归,另一部分则认为这一奖项更多的像是颁给徐怀中先生的“终身成就奖”。针对这个问题,笔者选取了徐怀中比较有代表的两部作品《我们播种爱情》、《西线轶事》与《牵风记》进行对比,从女性人物的形象入手,讨论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乃至文学创作上的思想变化,并思考这种转变呈现在《牵风记》中体现了哪些价值与不足。

在我国的军旅文学中,徐怀中向来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当大多数作家将目光聚集在宏大的时代背景和冲击力十足的战场时,他却将镜头拉近放大,转向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国内有许多学者认为,《西线轶事》便是徐怀中对军事题材创新的开始,它不再单方面的描绘战争过程,而是从更广阔的角度,从战士的精神世界和美好品质入手,更加全面的描绘一个部队乃至社会的全貌。但徐怀中的创新不仅仅在于对战争与人物的比重选择上,还有对女性的高度关注。大多数军旅文学都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产生战争只属于男人的思维定势,因此在以军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人们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而以女性为主要人物的作品就更少之又少了。李雪梅在《没有翅膀的天使--新时期军旅男作家女性形象塑造模式析》中分析出了三种模式:女性形象作为配角服务于男性角色,衬托出男性的英雄伟岸;女性形象被刻意塑造,片面化展现出大部分男性希望女性所拥有的特质,展现出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女性形象寄托了男性对“贤妻良母”的憧憬,女性作为家属存在于作品中。以上模式最大的共同点便是,女性形象都是归属于男性心理的,她们并不属于真正的女性,并不是以女性的身份在文学作品中发声,而是贴着女性的标签,继续展现着男性的思想意识。但徐怀中笔下的女性却并不是这样的,她们是独立的个体,与男性有着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她们比其他男性角色还要出彩。虽然在《牵风记》中可以感受到徐怀中对汪可逾的理想化处理,但这种理想化又与常规模式有所不同,它更加具有徐怀中的个人理想。常规模式中男性期望的女性像是一朵温室中的百合,她美丽的同时也很柔弱,是被局限在男人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的,而汪可逾则更像是一朵悬崖上的玫瑰,她光彩夺目却浑身带刺,吸引力极强但终究是让人不敢靠近。徐其超在对比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燕儿窝之夜》和《西线轶事》中的女性形象之后,也同样肯定了徐怀中的角色独创性。

从《我们播种爱情》到《牵风记》,徐怀中的创作发生了不少变化。汪可逾的人物形象相比于之前的女性角色,加入了更多作者的主观意识。汪可逾的独特,首先表现在她对美的追求。在文汇报的采访中徐怀中提到,汪可逾的“洁癖”和“强迫症”并不单纯是他自身行为习惯的映射,更是人性本能中欲望的表现,是超越战争背景发自内心的一种选择。朱光潜在《谈美》中提到,美感经验是直觉的而不是反省的,而这正与汪可逾身上所具有的美学寓意相符合,对美的追求是来自本性的驱使,是不假思索后的选择。同时,汪可逾也是美的化身。刘大先从音乐的角度阐述了汪可逾人生艺术化的隐喻,从中国古典礼乐文化中剖析汪可逾所具有的真善美的品质。而黑格尔的《美学》则为阐述汪可逾人性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性之美是内隐性的,只有当它转换为实际展露出来才能够让人感受到,但人们可以看见的并不是美的全部,仅仅只是一个媒介让人意识到人性美的客观存在。在《牵风记》中,古琴作为一种感性材料,帮助汪可逾的人性光辉从内在转换出来。

其次,在汪可逾的身上,还承载着徐怀中对生命的思考。刘大先认为,《牵风记》作为徐怀中晚年的作品,汪可逾的一生更像是徐怀中晚年的人生洞察与自况。此观点笔者非常认同。在徐怀中之前的作品中不乏关于人生的哲学言论,但只是略有提及并未深入展开,而汪可逾则为徐怀中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舞台,在她的身上徐怀中对人生的思考得到了尽情的抒发。杨守森总结了三种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对生命意义探寻的类型:歌颂生命本身的美好;摒弃生命的萎靡,向往生命的自由活力与创造;歌颂品行高尚者,弘扬生命价值。汪可逾的情况与以上类型相似却又有所不同。在徐怀中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回归本质,而这个本质是什么,他用了汪可逾的一生去追寻答案。他肯定生命的美好,但并没有全心全意的歌颂生命;他追求充满自由与活力的生命状态,但并没有体现出生命的萎缩与颓靡;他弘扬生命的珍贵与价值,但此生命价值非彼生命价值,在其他人强调生命应该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徐怀中只在意生命是否回归本质。饶翔认为老子返璞归真的哲学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徐怀中的创作,尤其是他对与人生的思考。在与张志忠的谈话中,徐怀中阐述了自己寄托在汪可逾身上的期望,他想要通过汪可逾制造出一番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气象。汪可逾的特质是与生俱来的,是后天影响无法再创造的,这种特殊性便是生命的本质,是超越时空体限制的能取得全人类共识的生命状态。很多人猜测汪可逾的“逾”究竟代表逾越了什么,在这里笔者认为是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逾越。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中总结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小说时空观,虽然《牵风记》并不符合其中任何一种,但对汪可逾时空的超越性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汪可逾的共时性充满了中国人表述的含蓄,表面上看似乎与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一个处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当注意到她身上所承载的对生命本质的展现时,时间和空间的枷锁瞬间荡然无存,生命是永恒的主题,它能够唤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类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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