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1. 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一位作家。而其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许三观卖血记》虽然因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深刻的思想意蕴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在浩如烟海的研究《许三观卖血记》的文献中，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阐释方法，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意象和叙事策略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宋剑华、詹琳《许三观卖血记：荒诞而真实的苦难叙事》和张炼红《苦难与重复相依为命》认为作品表现了苦难的主题。
人物形象的分析也是学界对《许三观卖血记》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研究者的目光聚焦在许三观一人物上。《常江虹.我们缘何而笑──许三观卖血记的新喜剧倾向》、徐威《论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宋剑华、詹琳《许三观卖血记：荒诞而真实的苦难叙事》、李智《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都对许三观悲喜剧因素相融合的复杂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
经过检索，笔者发现大部分研究《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意象的文献都是围绕“血”这一意象展开的。申霞艳《血的隐喻——从药到许三观卖血记》、张丽军《“死亡”:生机勃勃的生命意志——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叙述研究》都对“血”意象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意义进行了研究。
在叙事策略上，学界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成功地实践了余华的重复、悲喜剧性情节相交错的叙事策略以及以人物语言为主的叙述话语。姜欣《重复叙事的演绎者——论余华小说中的重复叙事》、李今《论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结构与隐喻意义》、周琰《重复叙述的单纯和丰富——试评余华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张炼红《苦难与重复相依为命》等论著以余华重复的叙事策略为切入点，阐释了余华小说中重复的表现形式及其独特的艺术效果。在朱中方《从叙述修辞谈许三观卖血记的喜悲剧效果》、杨会梓《论余华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中都论述了《许三观卖血记》中悲喜剧情节相交错的特点。以人物对白为主的叙述话语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李智《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中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从“零度叙述”向“形象叙述”的标志性作品，由人物的对白来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动情节发展。徐敏《精神成人式:对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学分析》运用叙述学的基本理论对叙述者和叙述话语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文本的深层意蕴——作家对民间、群众、通俗化的隐隐敌意，突破了以往停留在苦难叙事的层面的研究，将这种叙述话语紧密地与作家的创作意识相联系。
余华小说具有荒诞性已经是普遍的共识，由于其荒诞的创作特征在80年代的先锋小说中体现更为明显，所有已有的研究多是从余华80年代先锋小说的创作出发探讨其创作的荒诞特色，而对于《许三观卖血记》的荒诞性则很少有专门的论著，只是零散地见于对其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意象和叙事策略的研究之中。
首先是小说中荒诞的情节设置和荒诞的时代背景。李智《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中认为余华小说常用荒诞不经的情节设置，摒弃了常规的叙事逻辑，取消小说的连贯性，以此来表现人物扭曲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苦难。宋剑华,詹琳《许三观卖血记:荒诞而真实的苦难叙事》中对卖血前喝水稀释血液、文革时许三观一家的精神会餐、家庭批斗等荒诞的情节进行了分析，认为许三观一家的经历具有对荒谬人生的讽刺意味，而正是荒诞的时代造就了怪诞的人生。李今《论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结构与隐喻意义》揭示了小说中荒诞的社会结构、生存逻辑和信念世界，认为许三观的荒诞的卖血经历因为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相联系而被赋予了合理性，表现了余华对荒谬的政治的批判。
其次，小说的荒诞的情节和时代背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真实。常江虹《我们缘何而笑──许三观卖血记的新喜剧倾向》中认为正是基于小说本身的历史事件和话语背景的荒诞性，所以即使采用平淡的客观叙述也能营造出讽刺意味，而且反而显得更加真实。杨会梓《论余华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从荒诞的情节设计、荒诞的人物性格和怪诞的环境描写三个方面论述了该小说的荒诞的艺术，认为余华小说借助表面的荒诞不经揭示了另一种生活真实。李智《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也认为余华在叙述上对客观现实及其逻辑秩序进行各种义无反顾的颠覆与改造,在繁复的意象和荒诞的语言构成的世界里窥见人性的深度和存在的困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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