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Raskolnikov’s Crime and Punishment From Personality Structure文献综述

 2022-03-18 21:34:23

附页

文献综述

  1. 前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是俄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白痴》（The Idiot）等。陀氏小说主要描绘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小说创作主题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描写被欺凌与被侮辱者；二是描写自我分裂的人；三是表现人性的复归。正如鲁迅评价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有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快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国内对陀氏作品的研究热始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对其中人物的复杂癫狂的心理描写研究一直是热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为传播，研究从文学反映人生逐渐收拢到文学反映社会，其作品内涵解读被不断深入。本文将聚焦陀氏《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的重要人物，参考天主教义的七宗罪，通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人格结构”（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理论探讨贯穿全文的“罪”与“罚”，解读小说于现世的深刻意义。

  1. 研究背景
    1. 国外研究状况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经历过反沙皇革命获罪入狱，被判死刑后又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难让他笃信宗教。《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这部赢得世界声誉的名著可谓是坎坷的人生经历写就。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评价陀氏道：“俄国小说里的真正主人公就是lsquo;灵魂rsquo;hellip;hellip;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灵魂,却要宏大得多,深邃得多hellip;hellip;那里的灵魂是陌生的,甚至是有点可怕的.它既没有什么幽默感,更谈不上喜剧性了.它完全没有定型,所以几乎没有什么理性可言.它是浑浑沌沌的,骚动不安的—既不接受逻辑法则,又不遵守艺术规律hellip;hellip;这里只有灵魂—--受折磨的,不幸的灵魂:它们唯一愿意做的事,就是自我表白和自我忏悔,就是从肉体和精神的溃烂处拈出灵魂中的罪恶之虫,并一条条地展示给我们看。”可见陀氏作品内涵之深刻。

国外对陀氏的研究起步较早，论著数量繁多，成果斐然，20世纪20年代就有共47种对陀氏的研究论著，涵盖社会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方面。其研究成果之丰富远非同时期国内“盛名先至然不解其详”的情况能比。到了30年代，国外学者们对陀氏的研究以日本和苏联为主。从两国不同的研究内容看，当时苏联学者们对陀氏的艺术成就大为赞赏，却也批判了作家的宗教观与人生观，尤其是《群魔》（Demons）等反革命倾向的小说。日本学者们似乎格外青睐陀氏，对其推崇尤超同时期的托尔斯泰（Lev Nikolaevich Tolstoy）。研究角度的不同导致苏联学者们对陀氏的研究态度非常极端对立。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从社会学和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视角评价《白痴》（The Idiot）时突出了作家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与维护。叶尔米洛夫（Yermilov）则在评论《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时从伦理学的角度尖锐批判了基督教会思想和机会主义对文学的危害。高尔基（Maxim Gorky）则在《论卡拉马佐夫气质》（“On Karamazov#39;s temperament”）一文中从政治学角度批判了陀氏作品的反动倾向。从艺术角度研究的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对陀氏的态度也很不友好，尤其讽刺了陀氏笔下疯狂病态的心理刻画。对于主要从社会，伦理，政治角度研究陀氏的学者而言，他们很难欣赏陀氏作品中的疯狂暴动，病态心理与不理性的混乱。而俄罗斯宗教学者们则重点关注了陀氏的宗教哲学思考。叶夫多基莫夫（Robert Evdokimov）在《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Christ in Russian Thought）中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切地表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显示了这个时代的内在辩论法”，与陀氏达成宗教上的共鸣。

近些年国外对陀氏作品的研究角度也转向了双重意象，心理变化及人格哲学方面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双重形象与人格哲学》（“The two-fold image and philosophy of personality in the works of F. M. Dostoevsky”）重点关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思其创作方法的框架下，对其双重形象的描述、结构和功能，认为他总是对自己绝对透明，但对读者却很隐秘地谈论图像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正是其深层内核的神秘性迫使读者去观察和倾听隐含的概念，使形象成为一种工作、转化的工具。《从法语翻译lt;索特兰gt;看尼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的心理化》（“The psychologization of the Underground Man Nietzschersquo;s image of Dostoevsky through the French translation Lrsquo;esprit souterrain”）通过对法译本《索特兰》具体性质的分析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采的影响。分析表明，底层小人物在俄罗斯语境中作为一种哲学意识形态类型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心理类型。《当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主要趋势》（“The Main Trends in the Contemporary F. M. Dostoevsky Studies”）这篇调查文章致力于研究近三年（2017-2019年）出版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和外国个人和集体专著，特别关注解释学和精神分析性质的作品，其中概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方法。分析得出巴赫金（Bakhtin）的复调（Polyphony）理论越来越不适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思想。以上种种文献成果极大地丰富并开拓了国外对陀氏的研究内容，对后续很多相关研究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2.2 国内研究状况

早在190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就得以汉译，但以作家身份得到介绍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1918年。相比俄国其他文学大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译成中文最晚，1919年之前几乎处于是“查无此人”的状态。文学研究会成员周作人，沈雁冰，耿济之等在介绍、翻译及研究评论陀氏作品中起了重要作用。周作人于《新青年》发表《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译本，揭开陀氏评论序幕。陀氏第一篇译文是1920年由乔辛煐译的《贼》，即如今《诚实的贼》。当时国内读者对陀氏作品的兴趣远不及对俄国同时代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及契诃夫等作家那么浓厚。陀氏作品在中国经历坎坷，从20年代到40年代，经历了抵触反感到逐渐得到欣赏的艰难历程。

1921年恰逢陀思妥耶夫斯基百年冥诞，我国报刊集中发表了近十余篇中国作家学者撰写的陀氏评论文章，次年又发表了三四篇。随着对陀氏作品的深入研究，其深度与内容也愈发丰富多彩。以《罪与罚》为例，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罪与罚》这部作品的丰富内涵，给予其思想和艺术成就极高的肯定与赞誉。据不完全统计，自1918年至今，国内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研究文献及学术论文不计其数。经历过20年代的低潮，50年代后期的衰落及文革后的复起，陀氏及其作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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