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小说中飞女郎形象研究文献综述

 2022-11-21 15:39:50

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飞女郎形象研究

– The Image of Flappers in F. Scott Fitzgeraldrsquo;s Fiction

1. 选题背景说明

“飞女郎”(flapper)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新女性的代表。她们画浓妆、穿短裙、梳波波头(bob cut)、听爵士乐，言行举止叛离传统道德伦理。到底是爵士时代(Jazz Age)成就了这一批新女性，还是这一批新女性造就了爵士时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工业化的浪潮、盛行的消费主义、翻天覆地的生活方式、女性权益的进一步发展——“咆哮的二十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对“飞女郎”这一潮流时尚的形成起到了推动和深化的作用。尽管1929年的一场大萧条宣告了这一辉煌而短暂的时代的终结，但至此“飞女郎”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它不只是万千少女竞相模仿成为的对象，在后人看来，它更是一个时代女性的缩影和代表。

而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美国作家之一，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飞女郎”形象鲜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黛西肤浅而优柔寡断，声音充满着金钱的气息(her voice is full of money)。她爱过盖茨比，但她更爱享乐主义的生活，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美丽的小傻瓜”。她需要的是外人眼中“完美”的家庭，在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攻击时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同盟，共同对抗外界的质疑、为自己开脱。乔丹·贝克 《夜色温柔》中的妮可轮廓鲜明，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概；在她淳朴的天性之中包含着自我毁灭，但她将此表现得精当，让人从中欣赏到一种美质。《人间天堂》中的罗莎琳非常现实，很坦白直接地表达自己并不想去关心锅碗瓢盆、扫帚拖把，只想操心夏天游泳的时候肤色是否会变深、腿是否会变得光滑，过养尊处优的日子。而在短篇小说集《飞女郎与哲学家》中，飞女郎的形象更加多样——在《冰宫》(The Ice Palace)中，南方女孩Sally Carol Happer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与北方小镇的Harry Bellamy订婚。然而在与Harry一起回到北方，见过他们乏味而麻木的生活、北方寒冷萧瑟的天气之后，她的热情也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在小镇的“冰宫”的一次旅程让她彻底明白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离经叛道而做出的违背内心的逃离。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具有高度的自传性，其笔下女性人物多有生活原型。本文欲结合“爵士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对菲茨杰拉德笔下飞女郎的特质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进一步了解当时美国飞女郎这一女性群体及其历史文化渊源。

2. 选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菲茨杰拉德笔下飞女郎的形象褒贬不一。赵攀从爱情的异化、亲情的异化、母性的异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女性形象。李丽聪认为《夜色温柔》中的妮可不仅物质上依附男人，连生命也依附男人——医患关系是她婚姻的基础和前提。李磊认为，《夜色温柔》反应的实际是消费文化导演的现代悲剧，小说主角尼科尔患的精神病影射的是上流社会的病态：乱伦自私、冷漠、纵情享乐。张丽莉则指出，《夜色温柔》中的三个女性形象——芭比、尼科尔和罗斯玛丽分别代表当时新潮女性的萌芽、觉醒和成熟。David W. Ullrich 认为尼科尔这一形象有菲茨杰拉德妻子泽尔达的影子，这在泽尔达的半自传小说Save me the Waltz中也能窥见一二。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菲茨杰拉德最著名的作品，其中的女性形象也为许多国内学者所关注。宋银苗、万连增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性人物都没有行为及道德责任感，传统女性善良、温柔、无私奉献的特征在她们身上无处寻觅，甚至连一半意义上的“好女人”特质也不存在。陈雷指出，菲茨杰拉德笔下人物陶醉于一种“慵懒的美”，就连颓废也只是一种不大成功的模仿，是带有唯美主义的浪漫情怀。Veronica Makowsky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乔丹·贝克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她不只是一个叙述性角色或对道德卑鄙行为的补充例证，还是女性角色的转变、模糊化以及20世纪早期愈发现代化的美国梦的代表。

程锡麟在分析《漂亮冤家》时则从消费文化入手，认为里格洛丽亚·帕奇以及她的朋友们那种挥霍放荡的生活是美国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的表现，他们消费的不仅是物质，更是自己的青春年华，是那个时代青年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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